文
钟才廷amp;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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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城的夜，似乎比山乡的夜来得晚一些。等天再稍黑一些，妻子陪我到楼下那个安静的角落燃白蜡、烧土纸，我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怀念母亲——农历二月二十五日是母亲的忌日。
母亲生于一九二四年，她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旧汉口度过的。据母亲讲，外祖父是一位木匠，技艺精湛且为人正直善良，在街坊有很好的人缘，全家过着平静的生活。不料一九三一年汉口发生了洪灾，凶猛的洪水撞开江堤，冲进街道，汉口顿时成了泽国。
外祖父一家人抱着木头漂浮半天获救。无奈之下的外祖父带着全家回到老家——黄陂区蔡店乡李冲垸子湾。外祖父凭着过硬的木工手艺，在山村老家维持着全家的生计。正当大家以为可以喘口气的时候，一九三七年外祖父和唯一的舅舅相继因病辞世。
这个家犹如天塌一般，生活开始举步维艰。万般无奈下，外祖母把十三岁的母亲送到隔壁山洼的钟家（我父亲姓钟）做童养媳。时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日伪军为了消灭新四军抗日武装，对蔡店乡进行了疯狂的清剿扫荡。
母亲和家人一次又一次逃亡他乡，途中的艰难险阻成了一辈子挥之不去的伤痛。母亲时常向我们讲起洪水中的死里逃生、生活中的饥寒交迫、战乱中的颠沛流离，伤心之处潸然泪下，我们不禁为之动容。
母亲十七岁与父亲成家，在以后的岁月里，母亲和父亲把我们兄弟姊妹八人抚育成人，“儿多母苦”是母亲一生真实的写照。
在大集体时代，生产队分口粮是以工分的多少为依据。我们兄弟都小，全家挣的工分就少，粮食经常上月不接下月，面对我们饥饿时的吵吵闹闹，面对父亲沮丧时的长吁短叹，母亲总是微笑着对我们说：“只要想办法，就一定能度过难关，一切会好起来的。”
春天，母亲让我们到田野里捋下黄荆树的嫩叶，用开水焯一下，掺到米饭里搅匀。夏天，母亲让父亲上山挖来葛根，拿到石臼上捣出淀粉做成葛粑或葛羹。秋冬季节我们就到人家翻挖过的地里捡红苕。每次吃饭时，母亲总让我们先吃，她最后从厨房出来时，还微笑着砸吧着嘴说吃得香。
幼稚的我们并不知道母亲常常挨饿。母亲砸吧的嘴传递了我一生节俭的习惯，母亲那善良的微笑，是我一辈子的记忆。现在已近花甲之年的我常常告诉孩子不要丢掉节俭的美德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怀念母亲的方式！
穿衣也是我家直面的困难。家里无钱买布做衣服，怎么办？幸亏母亲心灵手巧，纺线织布，裁剪制衣，自学成才且样样精通。母亲把生产队分的棉花制成棉条，白天要到生产队出工挣工分，夜晚在柴油灯下，母亲用原始的纺线车把棉条纺织成棉线。
记不清多少个月光皎洁的夜晚，身披银辉的母亲在院子里忙碌纺线。记不清多少个北风呼啸的深夜，我家的窗户仍冒出微弱的灯光，屋里仍响着母亲织布时那有规律的“咣——吱呀”声。就是这单调的节奏伴随着我们童年的成长，竟也在潜移默化中催发了我们奋发向上的斗志。
记不清多少个旭日东升的早晨，我们兄妹几人穿着洁净合身的棉布衣服、斜挎着精致小巧的棉布书包上学，母亲站在家门口，她的目光被拉得老长，当我们回头时，好像看到她脸上欣慰的笑容。
童年的错误也让我记忆犹新。十岁那年的一天中午放学后，由于饥饿难忍，我跑到隔壁张大妈家的菜园里摘了几条黄瓜吃。母亲知道后，火冒三丈，把我暴打一顿，我第一次看见母亲发这么大的火。
她带我到张大妈家道歉。回家后，母亲严肃地对我们说：“你们绝对不能沾染恶习，为人要走正路，有正气，如果我的孩子不争气，否则我死都不会闭眼。”母亲说出的每一个字掷地有声，我们都感受到了里面的分量，它像钉子一样重重地钉在我们心里。
母亲在培养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睿智，令许多人钦佩。我们读小学时每学期学费三元五角，这对我家来说也很困难。
母亲把生产队分的花生油藏起来，每次炒菜时只给可怜的一点点（我们当时还认为母亲对我们太苛刻），把节余下来的油卖掉做学费；母亲又让我们到村边的小河里捉鱼，把鱼卖到供销社食堂，一点一点积攒钱作学费；家中母鸡下的蛋，也全部卖掉做学费。
这样我们兄弟都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，这在当时的农村简直就是一个壮举，就在今天来说也不易。而当时许多孩子早早辍学，回到生产队挣工分，好多分口粮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又是那么幸运。
“恢复高考”给了我们鲤鱼跃龙门的机会。在母亲的鼓励和支持下，经过顽强拼搏，我们兄弟六人中有四人先后考取大学、师范。当录取通知书一次又一次被邮递员送到我家时，母亲脸上露出了开心的微笑，乡亲们发出了由衷的感叹。是啊，我们能够圆梦求学，如果没有母亲用心良苦和呕心沥血的付出……
母亲不仅给予了我们生命，还给予了我们灵魂，用她自己的生命和灵魂作为原动力。母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，我们对母亲的怀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远，我站在忌日的窗口和母亲娓娓道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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